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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人方供图

两次采访大鹏,间隔了一个月。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在贵州拍摄新片《第八个嫌疑人》,剃光了头发,从原本150斤的体重增肥到164斤又减到132斤。记者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向他讨要减肥攻略,大鹏苦笑:“我只能说,我需要完成的工作。但这不好,再让我做一次我肯定做不到。”2004年大鹏从东北来到北京,做过歌手、主持人、演员、导演、监制,有了“十亿导演”的头衔。《铤而走险》是喜剧演员出身的大鹏第一次出演犯罪题材,他用“非常感激,非常了不起”来形容敢于向他邀约的主创团队,因为他们给了大鹏更多的可能和机会。在采访中,大鹏还谈到由于市场低迷,以前都怕提自己的新项目,担心创意被抄走。但是现在大家会更敞开地面对,“我们有一个小团体,韩延、苏伦、郭帆、肖央、陈思诚,经常彼此分享自己的计划,互相提意见,由领头的人去执行,这是很好的工作方法。”

《铤而走险》

我的戏份基本就是挨打

为了在非喜剧题材中不让观众出戏,创作团队首先在造型上做了一些调整,拿掉了大鹏标志性的框架眼镜,把头发弄得特别短,突出抬头纹和法令纹。大鹏减轻了体重,时刻保持稍微含胸又干练的状态。

表演方法上,非科班出身的大鹏给自己找了一套方法:不能用非黑即白的方式来饰演一个反派,而是把他当成一个立体的、复杂的人。在电影中一开始把他的缺点放大,在结尾才能有改变和救赎。

新京报:据说你刚开拍时就受伤了,追逐的戏份怎样完成的?

大鹏:我们的拍摄地在重庆,重庆非常神奇,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几楼。经常以为自己在平地,推开一扇门发现自己在悬崖上,下面还有十几层。所以很多戏份的设计都是高高低低地追逐而不是平地跑步。那段时间下雨地面很滑,第一天拍摄跑上跑下就伤到了腿。只好停下来拍文戏。一个月之后必须要拍那场戏了,但腿还没好,电影里有几个镜头我是捂着腿咬牙咧嘴地跑,那不是演技而是真的疼。

新京报:据说欧豪每次拍摄打戏前后都给你发信息道歉。

大鹏:其实我的戏份不是跟欧豪对打,而是被欧豪打。拍摄前我会对他说:“千万别不好意思,你下手狠一点这一条就过了,不然对我们都是折磨。”有一场戏是欧豪拿着一沓两万块钱打到我脸上,本来剧本里没有这段,但我俩商量着觉得该加上,一连拍了十几条,一次比一次扇得狠,一直都过不了。最后我说没关系的,我们真实地来一遍,然后欧豪就铆足劲儿抽了一下,扎扎实实地打到我脸上,当时我耳朵就听不到了,接着是高频率的持久的耳鸣,半边脸都肿了。但是出来的效果我们还都挺满意的。

新京报:在江中滩涂落水后打斗的戏份,是如何设计的?

大鹏:那场戏拍了四天,因为前一场戏是我落水,我要全身都是湿透地拍,每天换好了衣服大家就往我身上浇水。那时是重庆的11月,特别冷,江边风又大,拍完一条就裹上棉衣发抖,再拍,继续浇水。那样拍了四天。拍的时候挺难熬的,感觉永远都看不到太阳了一样。但过去了回头看,就可以很轻松地当笑话说了。

我们希望做到处处都有设计,但处处都没痕迹。包括地上的一块石头、一把枪的位置,都是动作组一遍又一遍演练的结果。我没跟韩国武术团队合作过,之前跟中国武术团队合作,有些被打的特写会先沟通再做反应。但这次拍摄,韩国武指是真的踹我,语言又不通,我当时特别意外,被踹到愣住,大喊说什么情况。才知道韩国团队真的是实打实的,哪怕只是个局部的特写。

新京报:据说与甘剑宇的合作只用两天就确定了,与新人导演合作会不会有一种“资深感”?

大鹏:阿甘(甘剑宇)是一个极端努力且有天赋的导演。去年我接触过两个新人导演,一个是阿甘一个是申奥(大鹏主演的电影《受益人》导演),他们都非常年轻,等到一个拍电影的机会也非常难得。拍《煎饼侠》的时其实我也才33岁,知道他们的艰难。我很怕那种资深感,怕给不到比较客观的评价和建议。

创作

真实的互动最难能可贵

《铤而走险》首映期间,大鹏和导演阿甘悄悄地坐在一对情侣旁边,边听着他们的评论边看完自己的电影。“潜伏”在影院听观众真实的评论,是大鹏从第一部作品以来就坚持的习惯。与很多“背对观众”的创作者不同,大鹏喜欢与观众交流,因为“真实的互动最难能可贵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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